- 法.師.說.法 -

    1945年，納粹德國二戰戰敗，導致德國因此一分為二，分別是西方民主國家占領的西德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），以及蘇聯所占領的東德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），在東德地區的柏林也一分為二。為阻止東德地區人民不斷湧入西柏林（柏林圍牆修建前約有350萬人離開東德），東德政府在1961年修築了長達167.8公里的「柏林圍牆」（Berliner Mauer），成為了「冷戰」時期的重要標誌。有趣的是，東德稱此為「反法西斯防衛牆」（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），而西德則稱牆內的西柏林為「自由世界的櫥窗」（Schaufenster der freien Welt）。但在柏林圍牆修築之後，東德人民仍然不停越界，於是東德政府便在1982年進一步制定了「邊境法」（Grenzgesetzes），在該法第27條中針對越境者開槍射擊授予了法律上的基礎（不過，該法第27條第4款另規定對兒少與婦女不適用之）。

    1989年，柏林圍牆倒塌，1990年，兩德統一，結束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分離狀態。統一後的德國，針對當初開槍打死同胞的邊防軍的作為進行了追究及檢討。其中最有名的案例，發生在1984年，一名20歲的東德年輕人Chris Gueffroy在翻越柏林圍牆的過程中被東德的邊防軍Ingo Heinrich擊中背部致死（Gueffroy被認為是最後一位試圖翻越柏林圍牆而被武器擊斃的受害者）。1991年，統一後的德國針對該案啟動審判程序。辯護律師Rolf Bossi認為，根據前東德法律，東德民眾沒有離境的自由與權利，而且，槍擊行為在當時有法律依據是合法的，作為一名軍人，執行命令是天職、別無選擇、罪不在己。不過，該案一審的主審法官Theodor Seidel則認為，「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確的」、「在20世紀末，代表權力機構去殺害民眾時，沒有人有權利忽視自己的良心」、「邊境法允許士兵槍擊離境者，是侵犯離境自由的基本人權，這種（東德制定的）法律不應該獲得認可，應該要拒絕服從」。最後，Ingo Heinrich仍然被柏林地區法院判決有罪。

    不過，該案在上訴後，德國聯邦法院撤銷了原審判決，承審法官Ingeborg Tepperwein，雖然還是在1994年對於被告作出了與原審相似的有罪判決（但刑期較輕）。不過其作出判決的依據卻是東德的舊法，此與前審的Theodor Seidel法官完全不同。Tepperwein法官承認東德法律在審判中的地位，但同時也認為東德法律和西德法律一樣，阻止犯罪的手段與犯罪本身的嚴重程度之間，都要求必須相當始可。所以，對於一個沒有攜帶武器的越境者，並不具有顯著危險性的情形下，無須使用足以致命的力量來加以防範。Tepperwein法官還認為，東德的邊界法甚至要求士兵盡可能保護人的生命，依此，民眾有理由預期士兵應優先採取最溫和的手段來阻止越境，比如只射擊腿，而不是射殺生命。

    在1991年的審判當中，Theodor Seidel法官否認東德法律，並認為當良知與法律發生衝突時，良知應該是最高行為準則，而非法律。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，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，把槍口抬高一厘米，是應該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。而在1994年的審判當中，Ingeborg Tepperwein法官並不否認東德法律，其認為被告之所以有罪，正是因為違反了行為當時有效的東德法律，首先，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規定人人擁有「自由出入國境權」和「生命權」，而東德在1976年加入此一公約，所以與公約牴觸的法律是無效的；其次，邊境法關於射殺越境者的規定，還違反了當時東德憲法所規定的公民人格與自由不得侵犯。可知，在東德法律當中，不能射殺人民才是正確的規範。而東德多年以來射殺越境者的慣例並不是法律，而是東德政府對法律的長期違反。至於有罪之下為何輕判，是因為考慮到被告處於一種並非能夠完全遵循自我意志的環境之中。

    在以上的這一則真實故事當中，本文其實想要提問的並不是1991年的審判與1994年的審判，何者較具有說服人心的理由，而是反覆思考著，當行為人實際身處於在一個高壓與封閉的環境當中，要如何能夠要求或期望一個人可以確實知悉規範深度，同時又可以作出一個符合客觀理性（甚至在事後受到讚賞）的判斷或決定？